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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评价标准的改变: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
21世纪经济报道 马娟 深圳报道 20XX-12-07 23:21:44
记者来的似乎不是时候，正赶上深圳中学北大自主招生校长实名推荐最忙碌的两天。
作为广东省仅有的获得推荐资格的两位校长之一，王铮被十余家媒体包围。记者原先约定的访谈时间被一拖再拖。
其实，近两年，校长王铮对于媒体的这种关注应该并不陌生。
自2002年从北大附中副校长被聘任深圳中学校长时起，王铮就致力于在这个氛围更为开放活跃的城市，践行自己的一些教育理念。
在教育部还在对《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》进行审议时，2002年，深中开始聘请有关专家对新高一教师进行新课程知识培训；20XX年5月方案正式颁布后，深中开始了高中新课程试验；20XX年新课程方案开始在四省区正式实施时，大多数学校对此还很陌生，深圳中学却因为超前一步成为教育部首批高中新课程试验示范校。
20XX年11月，教育部在南京市召开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经验交流会，深圳中学作为全国唯一一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代表作了经验介绍。
面对人们对深中改革的争议与赞赏，王铮更喜欢邀请他们到学校里转转。
还好，在记者离开深中准备回京前几个小时，王铮终于可以坐下来和记者谈谈他和他的深中试验。与记者一同采访的还有华尔街日报的同行。
学校之间需要有不同
《21世纪》：自2002年开始，您在深圳中学推动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，成为中学教育改革的代表。您推行这些改革的初衷和背景是怎样的？
王铮：以前中国的教育模式很统一，千校一面，大家都学一样的东西。但是其实每个学生禀赋不同，发展方向可以不一样，社会需求也是各种各样。所以我想在学校教育中能够有一点多样化，能有一些选择，给学生一种不同的发展过程。这是我推进一些改革的初衷。
现在国家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、有个性地发展。而以前是像工厂里生产零件一样，一个模子刻出来。我们需要创造一种灵活的，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。高中的课程改革是在这样的基础下开始的。
《21世纪》：前不久，教育部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经验交流会上,深圳中学作为唯一一所高中新课改的典型,在大会上做了经验介绍。在您看来，深圳中学在课改方面最主要的特点是哪些？
王铮：首先，深中的课程是有选择性的，这其实是按国家要求设置的，但各个学校都没有参考案例来做，深中从2002年就开始探索新课改，起步较早。第二是更强调学生发展的主动性，以前的学校是一种约束性的管理模式，强化限制性规则。但是深中会给学生很多的机会，让他自己去选择，去尝试。虽然有时候他的尝试可能并不那么成功，但我们觉得这是他成长的一个过程，也是他学习的一个过程，所以深中的氛围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。第三是在教学上，我们把应试主要放在高三进行，而高一、高二阶段，我们让学生可以更自由地学习，我们班级规模小，大家有更多的讨论，学生的研究内容可以拓展到课程之外，学生能够真正走出学校参加更多的实践，包括社区服务工作等等。
高考与素质教育之间的妥协
《21世纪》：我们知道，中国正在推行课程改革，更强调素质教育和学生的全面发展，但是我们的高考体制并没有改变，这是否会存在矛盾？
王铮：中国的课程做了改革，但是高考没有改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很多学校不愿推行高中新课程改革，就是因为以前的教育方式特别适应高考，如果在高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，学校改为所谓的素质教育，让学生全面发展，但最后还要用高考来衡量，那么学校就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能够适应高考了。现在高考是对教育的一个最终评价，学校办的好不好，教育水平如何只看高考。高考成绩怎样，高考的升学率是多少，这变成了学校的一种生命现象和评价标准。高考成绩一旦下降，再好的人也不能当校长，再好的老师也要被家长骂。所以大家追求的就是升学率，这与当下追求GDP数字是一样的。GDP只是一个结果，如果不管中间过程给环境造成什么样的伤害，有多大代价，那么这种结果可以认为是一种破坏性的开发，摧残性的开发。学生也是如此，在这种高考强加的体制下学习，并不是主动的学习，不是愉快的学习，学生的学习兴趣、求知欲随着这个过程逐渐丧失，以至于很多学生高考结束时把书烧了或撕掉，表示他再也不想学习了。这都是这种摧残性的学习方式造成的，虽然升学率高了，但实际上是对学习的一种破坏。
《21世纪》：现在虽然很多人批评高考，但是在大多数人眼中，高考至少是一个最公平的筛选方式，给所有考生均等的机会，人们会担心如果没有高考这个尺子，会滋生***，破坏公平。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？
王铮：刚才说的是高考的不科学性，而如果取消高考，问题就会变为是否公平、是否滋生***的问题。但***与否和考试的科学性、技术性不是一个范畴，那不是教育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的诚信问题，在高考可能会出现***，其他领域也可能出现。那是不是就不要改革了？我认为，如果高考要变化，就需要建立一个诚信体制，这种诚信体制不仅靠道德约束，还应该有一种制度约束，比如通过公开化，大众监督等制度保障。公开化就可以减少大家的疑虑。
涉及到怎样的选拔机制才是科学这个问题，当然不能仅靠分数说话，还要考虑学生的平时表现、品质态度、特长等。这三个方面也不是可以简单加在一起，变成一个简单化的数字结果，这个评价体系有一定难度，需要具体研究。但现在的中国社会很多事情都搞一刀切，由于管理上的能力比较弱，在一个简单的、单一的体制下，一刀切是最简单的管理方法。高考的招生制度就是一个简单管理，用一个分数就解决所有问题，这是不行的。教育多样化就需要一个复杂的管理。怎样由简单管理变为复杂、多样化的管理，就需要提高能力。
《21世纪》：虽然大家知道用高考作为单一标准来筛选有失科学，但我们看到，今年北大首次尝试校长推荐制，就引来很多争议，您如何看待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对教学评价标准的改变？
王铮：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现在中国教育的标准是全国统一的标准，但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有全体统一的看法。比如美国的大学在招生录取时，这所学校认为这样的学生好，而另外一个大学认为那样的学生好，评价与选择标准是不同的、多样化的。但中国只能有一个指标，就是高考的成绩，别的都不可能去做。所以把一个非常复杂的，应该是多元的评价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、单一的评价。
但是目前中国的社会心态可能还不能够接受标准多元化。高等教育在中国是国有的，国有的就是大家的，就要变成每一个人都认可的标准。虽然教育部说大学应该有招生自主的权利，但是自主权给了大学，谁都不敢要，北大刚有这么一点点的自主权就被骂了，意思是北大没有这个权利，北大是全国人民的北大，只有大家都认可的标准才能是标准，你不可以自定标准。这就是最大的问题。
《21世纪》：刚才您提到，深中的特点之一是高一高二给学生更大空间，高三一年全力应试，这是不是一种在高考和教育之间的妥协？
王铮：目前这种高三学生埋头苦读一年的方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，只是为了考试，只是按照现有考试的游戏规则来玩。真正的学习，你要凭兴趣，你要搞探究，但对考生来说，凡是不考的内容他肯定就不用看了，更谈不上兴趣和研究。只追求高分的训练根本不是学习。再比如，有的时候考题出的容易了，分数普遍高了，那么阅卷的时候就会做调整，给分卡的严一些。这些都不是标准的东西，既不是学习也谈不上科学，是不能把它当成教育的。
《21世纪》：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应试培训。
王铮：是服从一种规则而做的妥协。但现在谁也不能摆脱它，因为这与学生的利益密切相关，所以，我们只得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应对。但不要把它当成所有的教育。
《21世纪》：这种只用高三一年来准备应试，与高中三年都准备应试的方式比，在高考成绩上是否有差异？
王铮：从结果上来看，没有明显差别。其实，应试只是追求一个结果，不用三年时间全都做这一件事。做的时候你也不用羞羞答答，高三就是应试，别不敢承认。高一、高二也别不敢放开，高一、高二不是为了高考，凭什么整天钻研高考题目，学生有什么兴趣不能让他去发挥呢。不同阶段做好不同的事，不要混起来，混起来往往很难兼得。我们的做法就是高一高二发挥学生的兴趣，让学生在自由的空间内成长，高三则一心准备应试。
应试的问题需要解决，解决好这个问题后，就需要留出空间来做我们想做的教育的事。毕竟应试不是教育的全部，还需要更全面的东西。
《21世纪》：教育部这次在南京开会，大家讨论的核心话题什么？在推动教改方面可有共识？
王铮：对于教育改革方向目前是很清晰的，但是大家喊的多是口号。比如素质教育，到底具体该怎么做，这个体系如何保障，目前进行的探索比较少。
教改需要一个配套的体系，以前只是基础教育司自己来搞，这很难单独推动，这次南京会议教育部其他司也都参与其中。比如师范司，如何培养老师使其能适应新的课程；高考事务由学生司主管，这也需要他们的配套。真正推动教改需要从更高的层面来协调。
要把选择权交给学生
《21世纪》：在深中一个突出的感受是，学生需要自己学会选择，无论从课程的选择，还是参加什么样的课外活动，还是到未来的发展方向，都是由学生自己来做主。这样的方式对于学生来说是否容易适应？
王铮：深中学生自己有一个说法，说以前没有选择的时候很痛苦，他希望有选择；但到了深中之后选择太多，他不知道选什么好，很困惑、很迷茫。当然，学生在没有选择能力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选择，让他走一些弯路，碰到一些困难，经历一些挫折。但我觉得在他以后生活当中，实际上要面临更多的选择，选择的能力是一个人很重要的能力，他只有经过了这个过程，才能培养这方面的能力。在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下，家长和社会对孩子是过度的保护，什么都不敢让他去尝试，人们给他设计好，让他走一个最简单的路。在这种模式下培养，他的能力一定是退化的，表面上他的路走得很顺，但其实不是他自己真正有能力走出来，而是别人给他铺了很多的路，有太多的限制和管理，而一旦当他自己需要面临选择是，往往会手足失措。
《21世纪》：学校给学生更大空间后，是否也存在新的问题？
王铮：是的。原来很多东西学校不允许学生去做，他们看起来非常整齐，非常规矩，但那其实是管出来的，并不是学生真正自我的表现，他可能出了校门就变得不一样了。学校不知道其中的问题，也就没法进行教育。在深圳中学，学生表现的很真实，他是怎么想的，可以直接呈现，别的学校不允许做的事情他们也在做，当然这有可能出现更多的问题。有些问题学生通过尝试，通过反思就能够解决了。还有一些问题，学生并不能自己解决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的指导和帮助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明显感觉到现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也是不太够的。因为以前这些现象都不允许在学校里出现，老师也不用去管。现在出现很多新现象给老师带来挑战。在中国，通常什么东西乱了，又没有管理能力时，采取的方法就是都关掉。现在我们希望打开，在开放的情况下，虽然会有新问题出现，但我们会尝试进行有效的指导和管理。
21世纪》：在教师团队的治理或者管理上您是怎么做的？
王铮：大家是在遇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完善的，来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让所有教师团队直接参与到问题的解决当中，而不是单独的由我去推，大家交流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理。
《21世纪》：目前深中并行四种体系，参加高考的常规单元、自由度比较大的自主单元、竞赛单元和出国单元，这样分类是怎样的目的？
王铮：没有一种教育模式是适用于所有学生的。我们希望通过识别不同的学生，给他适合的教育，希望能达到一种匹配。这就要求存在不同类型的学校，这些学校有不同的发展方向。但现在我们在招生时是不能进行筛选的，所以只能在学校内部再做细分，提供不同的教育服务模式。
《21世纪》：出国成为很多学生的选择，深中在20XX年底成立一个独立的出国体系，这个体系与传统的高考体系有怎样的不同？
王铮：实际上选择出国读大学的中学生全国到处都有。出国是学生的个人行为，他要自己去考SAT，自己去考托福，申请的过程也可以找中介公司来帮忙，家里再有支持的话就可以申请成功出国读书了。但出国并不是学校给他教育的结果。
深中也有一些愿意出国的学生，我们觉得学校其实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适合出国的课程和教育。申请国外大学与国内高考的要求很不一样，所以必然引导出来一个与国内面对高考的教育不一样的教育体系。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学生送出国，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学生们出国以后能够发展的很好。中国的教育体系与国外有很大差异。如果不给这些学生一些准备和辅导，他们出去了可能很不适应，这并不利于他们的发展。
《21世纪》：我们看到深中为出国体系的孩子们投入了很好的师资条件，其教育模式类似于西方，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学生都积极参加各种活动，没有高考的压力，他们显得非常轻松。但能够享受这种学习方式的孩子只占少数，对大多数参加高考的学生来说，并没有推广的可能。您觉得这种教育方式的存在有多大价值？
王铮：现在高考统治了所有教学活动，高考是至高无上的，是绝对权威的。高考里面有的内容，你就做，高考没有的，你就都不做，高考要求这么做你就不能那么做，排斥性很强。所以，在高考的体制下让学生全面发展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。对于能力强的学生可能会解决得好一点，而相对能力不强，或相对自控能力不强的学生这种方式可能会有一定风险，高一高二放开了，到高三收不回来也是有的。
出国是另外一个体系，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更全面的，分数只是其中一个部分。在这个体系内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更全面的教育方式。现在深中所建立的出国体系，并不是为了让几个学生出国，而是希望能有一个可以与高考相抗衡、相对照的体系，我们无法摆脱高考，但是我们可以引入一个新的体系存在，让人们看到，教育不光是这样的，还可以是那样的。对于一部分愿意出国、有能力的学生，包括家庭支持其选择的学生，才可以选择这个体系。我花很多的精力、时间来建立这个体系，就是要打造一个多元化的教育。
曾经有一个学生会主席跟我说，校长你看，在学校里积极参与活动的以及各社团的领袖，他们都是准备出国的学生，他们热衷于此，是因为这对出国有帮助，国外高校比较看重这方面的能力；而对于参加高考的学生来说，做这些事对高考没有什么帮助，所以他们不想参与。因此他认为，出国同学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才参加各种活动的。我说，没错，是有功利的成分，但是高考就不功利吗？高考要求的东西你就去做，高考不要求的东西哪怕再好你也不去做，这也是一种功利。这两种功利比较起来，我觉得前一种功利更好一点，因为它引导人发展的方向是健康的、全面的。而高考这种功利引导人是一种扭曲的、不健康的方式。所以，即使从功利的角度来讲，我也希望是一种全面发展的功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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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教育评价标准的改变: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